李春英：让儒家思想回归“具体人”、“现实生活”

李春英先生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际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市社会科学领域青年学术带头人、中国政法大学“杰出青年人才”。研究领域包括宋明理学、先秦儒学。 “实践‘中国现代哲学’”这是他的老师在李春英进入中国哲学领域时给他的建议。这句话并不是指语言的传递者，而是强调“复兴”古代智慧的思想在今天的生活体验中的存在，拒绝将经典视为提供僵化教条或标准答案的参考文本。真正的儒家思想从来不受抽象理论的限制。它必须植根于当下，与特定的人、真实的情感和充满活力的生活方式相关。在李春英看来，在人工智能技术引发如此大规模争论的当下，重新解读儒家经典显得尤为重要。虚拟世界越发达，基于真实人际关系和个人生活的痛苦和问题的“厚度”就越有价值。儒家思想的当代重要性，恰恰在于它能够把我们带出算法所形成的茧，在与他人、与世界的现实冲突中完成我们自身灵性的重构和成长。同时，时代的变迁不断激励着今天的读者将文本与自己的生活经历深度联系起来，让阅读成为生活的对话。只有这样，经典才能真正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今年3月，我们在中国政法大学约见李春英，谈儒学的复兴，从现在如何重新诠释先秦儒学瞬间，以及书本之外更生动的生活体验。在某种程度上，后者真正塑造了我们的生活。以下是与李春英的对话。教育不是为了得到答案，而是关于得到答案的过程。新京报记者：近年来，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出现了新一轮复兴浪潮。有人认为，中国人的信仰体现了高度的“现实主义”。 “得意时儒家，失意时道家，绝望时佛家。”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儒学和佛教。你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李春英：这个问题特别好。但我更愿意把这种所谓的“实用主义”解读为中国文化特有的包容性和韧性。他所研究的唐宋时期，是儒释道从冲突走向深度融合的时期。所谓“傲慢的儒家，“失意的道家和绝望的佛家”看似随情而变的“功利”选择，但实际上它们恰恰对应了人生不同阶段、不同心境的内在需要。人类的精神世界本来就是丰富的。儒教赋予我们入世的责任，道教给予我们沉思的智慧，佛教则开辟了超越的维度。常见的批评是，这种融合过于务实，不够“纯粹”。如果“纯粹”意味着反华文化的包容性才更接近完美。 少年时读的《四》书，在我看来似乎很乏味，突然觉得也许古人已经明白了我现在的困惑，后来我也后悔了，原来还有一条出路。思考世界。这不仅仅是“实用主义”的马赛克，而是中国文化为个体生命提供的完整的生存方案。它让我们在不同的生活情境中运用不同的智慧资源，共同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这种“和”，是中国文化中最深沉、最温柔的力量。电影《孔子》（2010）剧照。新京报：其实，这些想法都有其最初的来源。根据您的观察，当今网络上对儒释道思想的理解和讨论是否存在明显的误解？李春英：可能有人认为读传统经典应该寻找“正确答案”，但我不相信。以《论语》为例。从汉代至今，注本不下数百种，甚至经典版本之间也存在不少差异。那么我们应该看看对经典的标准回应？其实不然，各个年龄段的人在阅读经典时都会获得心灵的成长和内在的力量。生活中的困惑自古就有。如何认识和接受自己，如何处理亲情、友情、爱情以及各种社会关系。这些生活中的根本问题是每个人时常都会遇到的，必须自己去面对、去解决。国家德比之所以成为经典并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是因为它们诚实地面对生活的基本问题并为其提供答案。从这一点来看，读法是“逆”的。我们求助于经典，不是为了给它们正确的答案，而是为了寻找我们自己困惑的答案。经典的生命力就在这里，并通过我们每个人而焕发活力。从学习到工作，我一直与旧书打交道。在对待学生时，我一直强调要联系经典、向书本求索。回答他们目前的困惑。例如，完整的《论语》就是一系列的问答。我们把自己置于一个老师或学生问问题的情境中，我们想象自己在问这个问题并试图回答它。这时，《论语》的对话就发挥作用了。我们常说经典应该是“活的”经典。事实上，经典本身是静态的。只有当读者的生活经历与文本碰撞，在阅读中完成自我精神的成长与重构，才能真正拥有新的生命力。李春英谈读儒家经典。新京报记者 蒲锋 供图 新京报：儒释道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关系？李春英：其实历史上有过很多思想流派，不仅有儒、释、道，还有法、墨九、阴阳三派，它们激发了人们的思想。彼此相爱多年。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五千年，就因为它从来都不是封闭的、僵化的。相反，它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吸收、融合、创新，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就目前而言，“第二组合”是基于这个文明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作为其“灵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源”极为契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一个双向赋能、相互成就的过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这一过程既坚守文化的“根”和“魂”，又面向未来发展，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式的文化力量。新京报：您也在第一线工作，教大学生。近年来，我观察到你学生们讨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李春英：我确实感觉有很大的不同。是大学里学生组织的。我们大家一起朗读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如今，基础教育越来越完善，年轻的学生来到大学课堂，他们都有很高的古文知识和技能，但困惑点却完全不同。他们成长在电子产品飞速发展的时代。智能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通讯手段。许多任务是通过手机分配的。学生们经常打开手机检查作业或搜索作业答案（笑）。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一代人，现实生活的经历很少。当我和学生交流的时候，我感觉他们很多人虽然不拒绝和我交流，但并不习惯交流。这时候，当id古人的思想已经讨论了，我们的兴趣和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正在发生变化。无论是儒家、佛教还是道家，师生之间都有着密切的互动。很多同学会感叹，原来学习不仅仅是获取知识点，而是一个人的全面成长，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教育往往不是为了得到答案，而是为了得到答案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包括我们如何思考、实践、解决问题，还包括我们是否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师生之间是否有指导和启发，当然还有自我的理解和接受，这就是人的成长。从近代开始，我们将重新诠释先秦儒家思想。新京报：当我们谈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区别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哲学主张摆脱“统一”思维。“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调查和解释。您能谈谈这个模式是如何影响后来中国人的思想习惯的吗？剧照来自《却里人家》（1992），一部以现代曲阜和儒家传统为背景的电影。李春英：这是我这两年一直关注的一个经典话题。其实“天人合一”是明清时期就创造出来的，从那以后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界就开始对中国哲学的独特之处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金岳霖、钱穆、张大年等人都将天人合一视为中国文化的基石之一。但有趣的是，尽管这个概念大家都很熟悉，但如果要问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往往会让人感到困惑。因此，我想继续我的研究，看看它如何作为我们思维的“底层代码”发挥作用。我们今天所习惯的主导认知框架主要源自现代“主导”的西方观点。在这个模型中，人类被视为独立的“主体”，自然和社会被视为被观察和改造的“客体”。流泪的感觉是“主客二分法”思维在个体生命体验中的投射。我们习惯于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甚至人与自己的关系。这是了解世界的唯一途径吗？方法？显然不是。这种思维方式在历史上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典型的例子就是常见的“与自己和解”的心理话语。但我们是谁，为什么要和解？这已经表明我们巧妙地“div想象中的自己和现实中的自己总是处于交战状态。而中国传统思想从来不为这种分离辩护。我们的底层逻辑是“万物一体”，即人和世间万物共存并遵循共同的规律。春暖花开的幸福体验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压抑的环境中我会感到紧张。人类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不断与周围的环境、人和事物互动。审美也是“天人合一”，比如西方人流行的“超级英雄”或者灰姑娘式的逆袭，而我们流行的网络文学的核心却不是个人与个人环境或命运的对抗，比如男性频道里最流行的修仙小说，修仙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拯救。天地人界各归于道。女性频道常常将情感融入到家庭兴衰、王朝更迭等宏大背景中。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人永远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这个“大我”在与世界的互动中，不仅触及个人，也触及他人。 “天人合一”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我们中国人处理与自己、与他人、与世界关系的“固有制度”。在这个系统中，不存在绝对的孤独或无法克服的分离，因为我们本质上是“一个”。新京报：您的研究还特别关注先秦儒家的“情”方面。大多数读者的印象是，儒家思想自古就有。内在存在着一种对“情感”的“压抑”，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文化背景下表达情感的羞耻感。勒。他的大部分研究涉及从情感角度重新解释先秦儒家思想。您是如何对这个话题产生兴趣的？一路上你有什么有趣的发现？李春英：人们常说，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基础，非常注重健身。节制适度，适当表达情绪，选择相当理性的行动。我所研究的宋明理学就是特别注重中庸，这实际上是我们对儒家思想的诠释。这是我们对儒家文化的解释的唯一方面吗？这就需要提到儒家历史上的两个高峰。明代无疑将儒家思想推向了极致，在概念的清晰性、哲学体系的严谨性和思想的深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所以，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儒家思想，主要是宋明时期的儒家思想。或更准确地说，是宋明时期所解释的儒家思想。明代邓杞《孔子圣迹》碑跋。但如果我们回到孔孟，我们看到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与宋明时期的儒家思想并不完全一样。比如孟子讲性善论的时候，是从慈悲、羞耻、逆行、善恶开始的。怜悯和羞耻显然是情感。先秦儒家发展了十分丰富的儒家思想，在宋代以“天理自然”之道达到顶峰。那么，回到先秦时代，有没有一种适合当今人们需要的解释方法呢？我的老师杨丽华教授经常说我们要致力于中国现代哲学。这不是语言表达的问题，而是现代人想看到、能看到的哲学问题并理解。我试图从情感的角度参与其中。这种寻找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寻找本身必须有意义。没想到这一尝试很快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发表的同主题文章被选为当年的“儒家热点话题”。我们非常感谢北京市科联对这样一个不成熟的想法的认可，并为年轻学者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和鼓励。 “《二程》以能否‘自定’为原则，将生命分为生理需要和仁义礼智……也就是说，《二程》划分生命时，外在限制的是命运，包括生理欲望的实现和天赋的差异，取决于主体的自发性，即道德修养的扩展。这种划分原则与《二程》类似。天与地。孟子贵族之人。 ——李春英：《付出即所得：朱子对孟子人生的解读与明辨》，《哲学研究》，2022年第10期。S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北京官员：“情感儒学与孟子良性论”。纪录片《夫子庙与学》（2025）第四集《为民生立命》，讲述了陈浩和陈毅的故事。新京报：除了儒学之外，您还谈到了佛教和佛学，特别是唐宋时期的儒释之争。为什么要特别关注唐宋时期呢？当时儒佛之争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对当今中国儒释道的传播和发展有何影响？李春英：其实我关注两个人的关系有两个原因n 唐宋时期的儒教和佛教。首先，在读博士期间，我研究了南宋哲学家张九成。张九成的生活很艰难。虽然身败名裂，与多位禅师为友，但他对儒家的信仰从未改变。我曾经很好奇。当一个人的信仰不断受到外界的攻击，内心所珍视的一切都不被外界认可时，他会有怎样的坚强内心，能够始终坚持自己内心的选择呢？后来我编辑出版了他的全集。 《张九成哲学研究》作者：李春英 版本：中华书局2024年1月（该书荣获第十八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还有一点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是中国的优秀成果。唐、宋时期儒教与佛教的关系宋代为展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提供了一面珍贵的历史镜子。换句话说，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次大规模地回应了外来思想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他学习、吸收、融合了佛教思想，达到了中国儒学史上的思想顶峰。这不仅是历史性的成功，也是思想史上的典范，并将继续对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佛教实际上是以佛教为基础，以儒家思想为工具，将儒佛融为一体，这必然会刺激儒家学者加强自身的理论建设。因此，宋代学术体系逐步完善后，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家，重点关注应对、判断和攻击。”王佛从本体论的层面上讲，即用天理之“实相”来反驳佛法。 “Empia”是佛教传播的开端。 ——李春英：《宋代儒佛论争的逻辑发展》，《哲学研究》2024年第2期。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情性儒学与孟子良性论”。从他的学士学位到博士学位，他一直在接受哲学方面的训练。那么您什么时候开始对儒家思想产生兴趣的呢？当时吸引您的主要主题是什么？李春英：高中时我擅长理科，与数学关系最密切的是逻辑哲学和分析哲学。我参加了几门日本哲学课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陈来教授的宋明理学讲座、张学智教授的王阳明《经济》讲座、以及张学智教授的讲座。杨丽华主讲《细读崔阿特罗书籍》。这些立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当时我心里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我关注主要趋势，想知道这将走向何方。人生是一条有终点的赛道，我们每个人都参加计时赛吗？然后我读了郭象的庄子笔记。他说，每个人和每件事物都有自己的“本质点”，或者说是他的本质和能力所能达到的上限。你不一定要在某条路上比别人优秀，但你一定要认识到自己想要什么、能做什么，并大胆、坚定地前行。那时我意识到我的兴趣是中国哲学，把我的爱好变成事业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道路。to：李春英，李想，杨丽华，西川。新京报：随着学习和研究活动的深入，您的研究兴趣是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回顾你的学术前任到目前为止，您认为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时刻是什么？这些节点发生了什么？李春英：学术方法没有大的变化。我很幸运。进入大学以来，我遇到了很多优秀的老师，他们为我提供了学术上的指导，使我至今受益匪浅。我的研究方向横向从宋明理学扩展到儒佛关系，纵向扩展到孟子的人论。这是一个自然的转变。然而回想起来，有一些看似非学术的经历却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们常说，学习文科是一项孤独的任务。并不真地。关于中国哲学，我加入了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组织——儒家协会，并且是它的第一批成员之一。唐一杰先生和杨丽华教授是俱乐部的指导老师，当时有建议举办“青少年儒学”课程。大家都行动起来，组织了平日读书俱乐部。休息日我到云南、河南等地支教。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当我们一起做某件事时，将其付诸实践并真正参与我们的生活与仅仅埋头于书本中完全不同。最近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真正塑造我们大脑神经网络的往往是生动的现实生活经历，而不是记忆的知识。一路走来，我结识了一群非常亲密的朋友，我称之为“朋友社区”。正因为如此，我在学术生涯中从未孤单。我结识了很多知心朋友，包括清华大学哲学系的赵静安、孟庆南、王欣、张武，以及北大哲学系的很多知心朋友。即使您感到困惑或想要开始一个您正在研究的课题不确定，有人会立即回复，有人会理解你并给你建议。感谢与我的教授和朋友的这些友谊，我能够在我的学术道路上取得进一步的进步。如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生活的便利，每个人都被“鼓励”过上孤立的生活。虽然我们大部分的生活、工作，甚至情感需求都可以通过智能设备得到满足，但真正深刻的情感和现实生活的体验却是虚拟世界无法取代的。李春英讲述古代文化和思想。 ——同一问题问答—— 新京报：如果能在截止日期前完成，您最想与哪位祖先或古人（不限于学术界）合作完成一个研究项目？李春英：我想和王船山合作。去年夏天，我去了衡阳山的湘西草堂。这与我上过的其他学院完全不同看到了。它隐藏在荒山或森林深处，四周一片寂静和孤独。船山先生晚年应该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继续着书17年。这种“即使不可能也要做”的孤独勇气令人钦佩。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家里的同名对联。 “六大经典告诉我敞开心扉，我祈祷将人活埋在距离天空七英尺的地方。”在文明崩溃的边缘，他意识到自己不是在写一本书，而是几千年的经典给了他新的思想境界。我感觉我是在命令他开放他的领地。第二句“离天七尺，乞活埋”，是绝境中保持文明之火不灭的终极坚韧。如果我们能超越时空，和一个尽管付出努力却依然乐观的儒家一起工作，我们会很高兴。将他的生活带入黑暗时期。即使你说一点点，也会是很大的祝福。新京报：您如何理解城市与学术界的关系？北京这座城市和您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关系？李春英：城市不仅是开展研究的物理空间，也是培育思想的土壤。城市，更是一本活生生的历史书和一个庞大而流动的学术共同体。我小时候住在北京，亲眼目睹了北京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的巨大变化。最令人着迷的是历史与现代的共生。高楼与小巷、交通与古迹在这里共存。这种时空的质感总是让我着迷。明白：学者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历史长河中的接力者。从我的求学经历来看，北京拥有得天独厚的学术资源。它拥有全国最丰富的稀有古董书籍收藏之一最好的学术机构。比资源更宝贵的是北京深厚而全面的文化底蕴、众多的大学和自由而充满活力的学术氛围。无论您的研究兴趣是什么，您总能在这里快速找到志同道合的同事。每个人都可以随时交流想法，使学术研究成为一种持续的、共享的活动。 ——李春英 书单——《中国哲学简史》 作者：冯友兰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这是中国哲学入门的“第一本书”。冯先生用极简的笔墨，描述了几千年思想的演变，让读者快速了解中国哲学的总体结构和思想的内在逻辑。也有人说，儒学发展史上有两个高峰：先秦时期和宋明时期。宋明时期推荐讨厌的。 《朱熹哲学研究》作者：陈来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12月陈来的书是现代朱熹研究的开创性著作。综合知识论以理气学说、朱熹心学说和观察事物学说为基础，进行综合研究和分析。细致的文献考证、详尽的说理，确立了宋明理学的研究范式。 《中国哲学概论》 作者：张学智 版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5月 张学智的这本书是构建全面理解中国哲学的“大地图”。通过开创性地运用纵横书写方式，提炼出中国哲学独特的核心主题和思想特征。从道家的角度来说，我推荐大家读一下《庄子》。这不仅是哲学经典，也被称为最美的散文秦朝之前。它一定会给你充满压力的生活带来完全不同的、充满想象力的顶空。除了直接阅读原文外，还请阅读杨丽华教授的《庄子哲学研究》。 《庄子哲学研究》 作者：杨丽华 编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9月 *受访者为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情感儒孟良性论”负责人。记者/沉璐 摄影/编辑 蒲峰/罗东 校对/杨莉